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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松成、管涛谏言G20: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

今年9月,中国将担任二十国集团(G20)峰会的主席国,而结构性改革则是全球面临的核心议题。量化宽松(QE)、低利率虽能将各国从危机的水深火热中救出,但却再也无法真正刺激经济增长、提高生产率,而最终长期滞涨的后果是可怕的。

在8月16日举行的“2016世纪中国论坛: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”上,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、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等业内专家汇集一堂,强调了中国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,而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点。

“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结构调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,是一场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的持久战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必须保持战略定力,要树立信心,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,避免用‘大水漫灌’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,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。”管涛称。

盛松成:货币政策不可独行

盛松成表示,本轮经济下行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、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,应更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。

事实上,与全球各国相似,中国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。去年以来,中国通过降准、MLF(中期借贷便利)等措施释放的流动性不小,但企业的投资意愿扔持续低迷。7月M1、M2的“剪刀差”继续扩大到15.4%,再创历史新高;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636亿元,其中住户部分中长期贷款(按揭)增加4773亿元,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减少26亿元,显示企业持币观望情绪强烈。

这一现状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。盛松成称,例如,去年救市因素抬高对比基数。去年7月,因股市大幅波动,注入大量维稳救市资金,证券业金融机构在商业银行的存放资金新增9645亿元,抬高了货币信贷对比基数。扣除这一因素影响,初步测算,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长11%,比上月回落0.8个百分点。

此外,7月实体经济表外融资合计减少3137亿元。其中,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5122亿元,为2002年以来月度最大降幅,这与监管趋严,以及企业间业务往来有所萎缩有关。

(表外融资走低,导致M2增速大幅下降。资料来源:央行调统司)

尽管特殊因素客观存在,但“剪刀差”不断扩大的实质性原因仍是企业投资意愿低迷。

盛松成称,随着货币供应量增加,大量货币流向企业,但企业活期资金增加并非因为经营扩张,而是企业持币观望、谨慎投资。实体经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迷。2016年1-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.0%,较上月下降0.3个百分点,创2004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;1-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2.1%,比上年同期低9.2个百分点,较上月下降0.7个百分点,为2012年一季度首次发布以来的历史最低值。

(企业持币待投资。资料来源:央行调统司)

 

近期,更有众多分析师指出,大型企业(主要是国有矿商和重型制造商)的委托贷款快速增长,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,可能加剧中国的坏账问题。

“这些非金融(国有企业)不具备必要的专长,无法像银行那样经营,评价借款人的资信;随着经济进一步放缓,这些贷款很可能变成不良贷款。”惠誉(Fitch)旗下研究机构BMI Research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。

当中国企业面对类似“流动性陷阱”时,盛松成认为,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优势。

他表示,相较于西方国家,中国政府无论在财政政策方面,还是货币政策方面,都有较大的决定权,可从中选择更优的组合。尤其是,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截至2014年底,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,与当年GDP的比为39.2%。

此外,盛松成认为,降税将比降息更有助于刺激企业投资。“我国企业税负较重,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,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。2013年,我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.8%。”

(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较高。数据来源:央行调统司)

值得注意的是,与西方国家相比,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具有绝对的优势,这为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空间。“经测算,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%,甚至更高水平(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.1%,2015年为3.5%,首次超过3%),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,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,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。”盛松成表示。

这主要由两大原因决定。首先,中国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。一是政府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,外债占比很低(2014年我国外债仅占1%,美国43%);二是我国短期债务占较低(2014年底我国中央政府债务中的短期债务占比为10.1%,而同期美国短期国债和机构债占比达到 31.3%)。

第二,中国经济和政府收入增长较快。一是较高的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较快增加,提高了我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;二是我国国有企业资产雄厚,盈利能力较强;三是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较多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。

管涛:长痛不如短痛

其实,纵观全球,不难发现,不仅仅是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,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的货币政策都已经走到了极限。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机以来,全球除了从危机的魔爪中稍事复苏,但很难再继续增长,生产率也持续下挫,如美国大选、英国脱欧、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等长期风险也在不断酝酿。

管涛称,上世纪90年代亚洲经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以及2008年危机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,但后果也南辕北辙,值得各界深思。

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,由于东南亚各国当时尚无充足的外汇储备,泰国、印尼和韩国等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申请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。

然而,IMF对危机国家(韩国、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,马来西亚除外)开展救助的同时,其严苛的附带条件至今仍为东南亚各国指责:财政紧缩、货币紧缩、金融整治、对外开放。

管涛对《黄金城 - 天和网日报》记者指出,尽管众多学者都认为IMF当时做错了,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经验教训,但正是因为当时的“短痛”,“一两年后危机国家经济负增长后转正,2001-2005年期间危机国家美元计值GDP超过危机前的水平。”

(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增强)

(泰国国际清偿能力总体改善)

然而,转视2008年的这场危机及应对,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,包括私人部门降杠杆、政府部门加杠杆;欧美日等国家央行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:从低利率、零利率、量化宽松(QE)走到负利率。例如,日本安倍经济学的“三支箭”:QQE(量化和质化宽松)、积极财政政策顺利出招,但第三支结构调整之箭迟迟未到,导致如今日本经济似乎再现泥潭。

危机过去整整八年,如今世界经济又怎么样呢?管涛称,当前全球金融风险在上升、在转移: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;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;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。

此外,全球负收益国债已达上10万亿美元;欧洲银行体系受长期低利率、强监管及经济波动影响,正摇摇欲坠;受溢出-回溢效应影响,美联储还在纠结加不加息;IMF已连续三次调低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值。

管涛表示,亚洲危机国家付出了短暂的代价后,因为财政收支、对外平衡更加健康,汇率更加灵活、储备更加充裕,才能更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;而发达国家的危机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刺激,迄今未能走出危机,反而形成了对刺激政策进一步依赖。

眼下,若要扭转局势,管涛建议,政府不能“闲不住”,应该尊重市场、发挥市场出清的作用;中国作为主席国主持的G20峰会,将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内容,提出了9个优先领域、48条指导原则、12项细化指标。

此外,供给侧是主要矛盾,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、必须作为主攻方向。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,投资扩张只能适度,不能过度。”管涛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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